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业联盟。五百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与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等商帮却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如何在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下突破限制创造商业奇迹？

8月3日，“走进商帮看传统：五百年前的商业世界”主题讲座在首都图书馆A座二层报告厅举行。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围绕《回望商帮》一书，带领读者们领略各大商帮的经营之道、商业智慧以及兴衰成败，揭开五百年前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

据悉，梁小民关于中国明清商帮的新著《回望商帮》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作者以经济学家的独到视角和深厚的历史学养，逐一分析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将各大商帮的商业伦理观、经营策略、企业管理方法等一一道来。这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的作品，不仅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为读者展示了明清时代商帮的辉煌与没落，还以穿透性的眼光和比较视野，为现代企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商帮了解中国文化

在讲座上，梁小民首先谈到了商帮研究的三点意义。第一，中国明清时代是中国的商业最发达的时代，是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这种萌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被掐死了。我们要透彻地研究明清两代的商业状况，必须研究商帮，必须研究这些商帮的商人做什么，怎么样促成了我们明代商业的发展。第二，商帮在经营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制度，也建立了商业的伦理文化，这些东西在当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在现在看来，对今天的企业也非常有借鉴、启发的意义。第三通过商帮，我们能够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商帮的经商活动，实际上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许多理念和规范。

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叫做“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梁小民以晋商为例，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深刻地浸淫在晋商的商业活动和经营理念当中。他说：“晋商利以义制，也就是以义制利，把义作为最高的商业原则。一旦遇到和仁义相克的时候，晋商宁可赔钱也不丧失仁义，就是体现了这种精神。‘义’字有很多方面，晋商当然和别人竞争，但是晋商和别人竞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给别人留有活路，不要把别人逼入绝境。换句话说，你竞争取胜可以，但是还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别把别人逼到死路上去。”

梁小民还谈道，在为人处世上，晋商的原则是中国伦理道德所教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晋商成功了以后非常讲仁义。“比如乔家，乔家的习惯就是在他们家门口放着牛、放着马，你们谁家需要就拉去用，用完了送回来就得了，也不用喂，乔家再喂，就相当于家门口放着一辆汽车，需要就开着走。逢年过节给村里挨家挨户送礼物，晚上把礼品放到家门口，早上开门你看见拿进去，不打照面。”

“如果遇到灾难晋商就救灾，光绪三年，北方大旱，乔家就开始施粥，让灾民到这里来每天吃一碗粥维持生命。乔家熬粥最早是10口锅，后来灾民听说这里有粥喝，纷纷都来了，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乔家立起来100口锅日夜熬粥供灾民吃。当年山西省的巡抚是曾国荃看见这么多灾民排队有序地领粥喝非常感动，就给乔家大院方向磕了一个头，他说我是代表天下的灾民感谢乔家慈善之心。”

晋商当年如此成功，最终为何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梁小民谈道：“很简单，就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些糟粕的东西，而这个糟粕东西的关键就是保守和封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同时和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壮大我们自己，这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基础。”

以“晋商”的辉煌历史为起点

梁小民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不仅翻译了《经济学原理》等蜚声全球的经济学名作，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与推广。作者在序言中讲到，研究商帮缘起于2002年为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授“管理经济学”。传统的“管理经济学”内容抽象且多用数学分析。为了便于这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容易理解接受，作者就改用案例教学，以便让他们在理论上有所提升：过去做对了的，现在知道为什么对；过去做错了的，也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课程中引用的大量案例中就包括晋商：讲激励机制时以晋商的身股制分析分享制，讲诚信在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以晋商为例。学员们听了后对晋商极有兴趣，甚至还去了山西平遥等地，实地参观学习。以晋商为起点，梁小民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其他商帮，多年的研究精华浓缩成《回望商帮》一书。

晋商以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智慧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书中以浓墨重彩描画了“天下第一商帮”晋商的辉煌历史。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这种制度将出资者的资本作为“银股”，经营者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身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身股”将员工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股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红，有效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资金不足时，晋商也采取“贷金制”，即借别人的钱经商。随后发展为“朋伙制”，即多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现代的合伙制。晋商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用人原则、激励机制和严格的财务制度，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作。此外，晋商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了经营上的便利和保护。但是官商结合也为晋商的衰败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成于官，也败于官”。这首先体现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各级政府欠票号的七百万两白银都无法收回，对票号形成了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靠政府使得晋商失去了创新和转型的动力，在转型为现代银行的关口，失去了一次次机遇。

以晋商为起点，书中深入分析了各商帮的经营特色和管理方法，这些对于当代企业家和管理者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例如晋商的制度创新，对现代金融业务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晋商的衰亡，也足以为现代企业提供镜鉴。

多维度解读明清时期十大商帮

《回望商帮》以地域划分章节，逐一分析十大商帮。书中深入探讨了明清时代中国商帮的地域性特征，如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每个商帮都以特定的地域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和经营模式。如山西的盐业、安徽的茶业和木材业、广东的对外贸易等，这些地域经济特色直接影响了商帮的商业活动和经营策略。书中强调了地域文化对商帮商业伦理和经营理念的深刻影响，这些文化因素塑造了商帮的经营风格和商业精神。

徽商的经营风格就深受徽州家族文化的影响。徽商的家族网络在资本积累、商业运作和官商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族文化影响了徽商的内部管理方式，不同于晋商，他们通过家族关系来管理企业，利用宗法和家规来约束员工，形成了一种基于血缘的信任和忠诚。此外，徽商通过家族力量在某些地区或行业中形成垄断，如典当业，这种垄断地位也有助于他们控制市场和价格。徽商还极为重视教育投资，注重培养家族子弟的文化素养和科举考试能力，形成了“好贾重儒”的传统。徽商将儒家思想应用于商业实践，强调诚信、公平和社会责任，亦形成了独特的商业伦理观。徽商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显著，包括对教育、文学、艺术、建筑等领域的推动和发展，徽州文化至今对中国乃至世界有着深远影响。

《回望商帮》在分析各大商帮时，采取了多维度综合的视角，不仅用丰富的史料梳理了商帮的兴衰史，也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他们的经营模式，还更进一步将其放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考察商帮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的认识框架，让读者更广泛和深入地了解商帮。

对比解析商帮兴衰之谜

《回望商帮》一书不仅仅是孤立的分析每个商帮，而且建立了商帮之间对比的大视野和框架。为什么晋商辉煌五百年之后最终走向衰亡，再也没有重振辉煌；而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商帮却实现了整体的华丽转身，创造了新的辉煌？ 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讲述了宁波商帮从起家到发展壮大，再到成功转型的壮阔历程，剖析了其成功转型的策略和经验。

在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已经形成一个由钱庄业、船运业、民信业和鱼盐南北货业为支柱，也包含其他行业的经营体系。宁波商帮商人数量多，经营地域广，缺少像晋商、徽商、粤商中那样极其富有又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商。加之他们经营的行业，多数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没有走官商结合之路，保持了草根本色。宁波商人始终不依靠政府的权利，自我奋斗、不断创新，这是他们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

成为洋商的买办是宁波商人整体转型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外商大举进入上海，开设洋行、轮船公司和银行。中西方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商业制度，让外商急需中国商人的帮助，这就成为买办出现的背景。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世界变化的趋势、了解到现代贸易的规则和习惯，也了解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式经营中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

做买办的收入很丰厚，然而他们并不像晋商那样，把钱都用于买地、买房甚至是窖藏。宁波商人除了满足一些奢侈的享受，主要把财产用于投资新行业和改造原有产业，如进出口贸易、近代船运业、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他们在这些行业大获成功，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上海的繁华，很大程度上都是宁波商帮开创和塑造的。1950年之后，他们又从上海转向香港，成就了新的辉煌，直到今天还在推动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正如梁小民所言：“我们商帮讲‘义’，我们讲商业的诚信，我们讲对人的信义，我们讲社会上坚持做正义的事情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向商帮学习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好的东西，闭关和保守是许多商帮失败的原因，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警惕和克服的。我们只有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我们中国才能前进。”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